世界上最喧哗的爱

  1
  
  “你是哪里人?”每次我开口说话,就有陌生人好奇地问。这个问题让我难以启齿。
  
  我调慢自己讲话的速度说:“我来自日本。”
  
  他们恍然大悟,然后又补充说:“汉语讲得很好啊!只是觉得你的口音不太像本地人。”类似这样的对话不知重复了多少回,虽然我早已习惯,但心中总是有1丝无奈。
  
  事实上,我是在中国“留学”的中国人。
  
  这天下午,我坐校车到达医院,跟着同学来到耳鼻喉科。诊室里,患者进进出出,我穿上白大褂,站在医生旁边,看他们与患者交流。
  
  我开始心神恍惚——这个场景让我想起21年前,在妈妈怀里极其配合医生检查的我。
  
  20世纪90年代,中国的大医院都很少有检查听力的设备,更何况县城的小医院,医生只能用最简单的办法来测试我的听力。检查了1段时间后,医生挠着头喃喃自语,我看见爸爸妈妈1脸绝望。
  
  同学们进入门诊室,我回过神,意识到小组见习的交换时间到了。我好奇地问护士:“听力多少分贝算是正常?”护士说:“正常听力1般都在25分贝及以下。”
  
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听力障碍的分级标准:正常听力是25分贝及以下,中度听力障碍是41~60分贝,重度听力障碍是61~80分贝。
  
  我突然意识到,生活了这么多年,做了那么多次听力测试,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听力是多少分贝。晚上问爸妈,我才知道,自己当时左右耳的听力都是102分贝。
  
  100多分贝,意味着当你闭上眼睛,会感觉除自己以外,世界上毫无生命存在,任何声音对你来说都是多余的。
  
  2
  
  我的父母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。父亲从小成绩优异,跳了很多级。19岁时,他已从重点大学的电子系毕业,此后去1所大学当了教师。
  
  母亲所上的正是父亲任教的大学。只是大家怎么都没想到,少言寡语的父亲竟然会给我母亲写情书,还委托母亲的班主任递给她。母亲毕业后,他们走到了1起。
  
  母亲毕业后在银行工作,父亲则离开大学去了国家电网工作,还和朋友合伙开了家电脑公司。工作几年后,经济上有了1定积累,他们打算生孩子。
  
  那个孩子就是我。
  
  3
  
  我1岁那年,妈妈的幸福生活被毫不留情地打破了。
  
  刚出生的我很少哭,是个安安静静的婴儿。有1次,我突然发起高烧,烧到40摄氏度,哭闹很严重。爸妈都吓坏了,赶紧把我抱到附近的门诊部,注射了庆大霉素。
  
  几天后,高烧总算是退了。
  
  接下来的日子,1切都显得那么正常,我依然是爱笑的乖女孩,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
  
  1997年,为了庆祝香港回归,家里招待亲戚1起欢庆。随后大家跑到屋外放鞭炮。我走路不太稳,慢慢走到鞭炮旁,大人们点火后,才发现我离得太近了。有人赶紧跑过来尝试捂住我的小耳朵,怕我被响亮的鞭炮声惊吓到。但响声已起,他还是没来得及捂住我的耳朵。
  
  大家都认为我会大哭,但我没有,还是1副无动于衷的样子。
  
  我对鞭炮声毫无反应,这让爸妈开始觉得不对劲,决定带我到医院检查。
  
  医生说我的听力很差,病情非常严重。妈妈听后,觉得整个世界要崩塌了。
  
  父母抱着最后1丝希望,带着我来到北京的1家大医院。
  
  经过精密检查,医生写了份权威的诊断书——神经传导性耳聋,双耳重度耳聋。
  
  爸妈依旧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,半天才鼓起勇气问:“孩子的耳朵还有治好的希望吗?”
  
  那位医生耐心而诚恳地说:“目前来说,国内最好的医生也解决不了耳聋问题。近年来国外好像有成功的案例,但那个是第1次成功的,总体来说成功率还是非常非常小。她以后只能上聋哑学校了,让她学手语吧。我们真的救不了她。”
  
  医生的话好像1把无情的剑,刺中爸妈的心,他们来不及思考就痛彻心扉。
  
  然而,妈妈怀抱中的我,对这1切浑然不觉,嘻嘻地笑了起来。
  
  4
  
  爸爸用电脑疯狂地查资料,得知安裝人工耳蜗能使重度耳聋患者重获声音,但需要做过精密的手术后才可以实现。在1997年,只有澳大利亚、美国和日本的相关医生能做这种手术。
  
  于是,父母重新制订人生计划——辞掉工作,1起去日本留学;让我在日本做手术,戴上人工耳蜗,恢复听力。
  
  2岁的我先被寄养在外婆家。3岁时,母亲从日本回来看望我,给我配上了人生中的第1个助听器。
  
  有了助听器后,我便开始跟着聋哑学校的老师学习说话。跟老师学发音,说数字1,2,3。有1天,老师问我:“你几岁了?”我伸出3根手指做出“ok”的手势,慢慢地说出“sɑn”。
  
  那是我人生中第1次使用语言交流。知道我能说出话以后,父母都乐坏了。过了不久,我又学会说“爸爸”“妈妈”。父母听到我说话后看到希望,更不愿放弃了。
  
  5
  
  1999年,4岁的我第1次坐飞机到日本,爸爸在机场接我,还把我高高地举起来。
  
  在我来之前,父亲住在日本福井县,没有任何熟人,他边学专业课,边学日语。20世纪90年代,日本的物价比中国贵很多,他只能用奖学金租个矮小的旧房间住。
  
  福井是1座小城市,靠近日本海,冬天的气温非常低。在零下十多摄氏度的冬天晚上,父亲仅靠1层毯子和小电炉取暖。睡觉的时候由于太冷,父亲就像哆啦A梦1样钻进储物柜里睡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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